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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70年詩歌創作:當代中國的詩性表達

核心提示: 改革開放以來,從新時期之初的以艾青、牛漢、公劉、蔡其矯、邵燕祥、趙愷等為代表的“歸來者”詩潮,以北島、舒婷、顧城、江河、梁小斌、芒克等為代表的“朦朧詩”,到后來的以于堅、韓東、周倫佑、王家新、西川、歐陽江河等為代表的“第三代詩歌”,以翟永明、海男等為代表的“女性主義詩歌”...

讓文藝成為一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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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當代詩歌已經走過了70年的發展歷程,對于70年來的中國詩歌,我們的回顧與總結可以從很多不同的角度來呈現,遠非一篇文字所能完成。在此,我更想從“中國”的角度來回顧一下我們的詩歌如何以自己的方式表達了中國。中國當代詩歌發生和發展于共和國70年的歷史時空中,不僅書寫和表達了70年來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和廣大民眾的精神與生存,同時也很充分地確立了自身,不斷建構詩歌自身的主體形象。70年來,中國詩歌的主體特征越來越豐厚,越來越開闊,我們的詩歌生態也越來越健康、豐富、生機勃勃。

突出的中國意識

新中國70年詩歌作品集中呈現了突出的“中國意識”:50年代的詩人在作品中書寫對于新中國的熱愛,80年代的詩作更加深沉地思考中國的現代化路徑,新世紀以來的當代新詩書寫具有了時代性與世界性的新內容。

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這樣的歷史時刻,只要我們回溯70年前中國當代詩歌的歷史起點,就會想起郭沫若的《新華頌》和何其芳的《我們最偉大的節日》等著名詩篇。獨立、統一和富強的現代民族國家是晚清以來整個中國包括廣大作家與詩人們的精神追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實現和寄寓了他們夢寐以求的渴望與夢想,他們由衷地為此歡呼、為此歌唱,熱烈而真誠——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隆隆的雷聲里誕生。

是如此巨大的國家的誕生,

是經過了如此長期的苦痛

而又如此歡樂的誕生,

就不能不像暴風雨一樣打擊著敵人,

像雷一樣發出震動著世界的聲音······

何其芳的詩句很有代表性地濃縮了新中國成立初期詩歌中國意識的主要方面:過去的長期苦痛、今天的歡樂、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的國家所形成的巨大的自豪感、“隆隆的雷聲”同時意味著慶典與斗爭……因此在20世紀50年代,很多書寫和表現對新中國的熱愛(胡風的《時間開始了》、彭燕郊的《最初的新中國的旗》、羅洛的《我愛》),贊頌和繪寫新生國家的邊地風情與多民族生活(聞捷的《天山牧歌》、公劉的《邊地短歌》、梁上泉的《云南的云》《喧騰的高原》、顧工的《風雪高原》《寄遠方》),呼吁和捍衛世界和平(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強音》),表達建設祖國、保衛祖國的熱情與決心(郭小川的《投入火熱的斗爭》《向困難進軍》、胡昭的《軍帽底下的眼睛》、未央的《祖國,我回來了》、公劉的《西盟的早晨》《兵士醒著》)等詩篇,經常會產生廣泛影響。由于詩歌所具有的可以直抒胸臆的文體特點,因此相比于其他文類,50年代的中國詩歌更為集中和強烈地表達了“新中國意識”。

70年來中國詩歌中國意識的集中表達,又一次體現在新時期之初的1980年前后。我們的國家經過10年內亂,百廢待興,無論是整個國家與民族,還是每一個群體或個體,痛定思痛,都在向往著祖國現代化的未來。因此,這一時期詩歌中的中國意識往往更加深沉,也更具有多樣化的抒情特點。像舒婷的《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梁小斌的《中國,我的鑰匙丟了》、江河的《祖國啊祖國》、葉文福的《祖國啊,我要燃燒》等詩作,都如同江河《祖國啊祖國》所抒發的:“在歷史中/我會永遠選擇這么一個時候”,“把我的聲音壓得低低地低低地/壓進深深的礦藏和胸膛”,“用低沉的喉嚨灼熱地歌唱祖國”;而梁南的《我追隨在祖國之后》、汪芳的《我拉起板車》、許德民的《一個修理鐘表的青年》、閻月君的《月的中國》、張寶申的《中國,從這里起飛》、曲慶瑋的《我驕傲,我屬于中國》、曹漢俊的《中國,站在高高的腳手架上》、王自亮的《偉大的構思——寫在建筑工地上》和張學夢的《現代化和我們自己》《我是中國公民》等眾多詩篇,更多昂揚的激情與豪邁,將個體生命的意義和未來與祖國現代化的明天緊緊聯結,同樣“灼熱”而動人。

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的崛起和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中國詩歌中的中國意識又出現了新的主題:一方面,詩人多多、李笠和楊小濱等,在更多頻繁的海外行旅中時常會涌起對祖國的想望與思念,表達對祖國的熱愛與深情,寫出了很多動人的詩篇;一方面是以吉狄馬加的《大河》與李少君《我是有大海的人》等為代表的詩人詩作,倡導和凸顯“向海而在”的中國,極大地拓展了關于中國的詩意空間。

強烈的現實精神

新中國70年來的中國詩歌繼承和發展了中外詩歌史所共同關注的現實精神傳統,大體可以分為建設與改革兩個歷史時期的發展道路。這兩個時期的中國詩歌所具有的共性是,它們都對現實有著自覺的關注與執著的書寫。

在五六十年代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很多詩人以飽滿高昂的激情到農村,到工廠,到工地,到祖國的邊疆、油田與煤礦,積極“投入火熱的斗爭”(郭小川:《投入火熱的斗爭》),書寫生產與建設,像邵燕祥的《到遠方去》,便很突出地表現了這樣的情景:

收拾停當我的行裝

馬上要登程去遠方

心愛的同志送我

告別天安門廣場

在我將去的鐵路線上

還沒有鐵路的影子

在我將去的礦井

還只是一片荒涼

但是沒有的都將會有

美好的希望都不會落空

在遙遠的荒山僻壤

將要涌起建設的喧聲

“建設祖國”,作為當年最為重要的時代精神與時代現實,在詩人們的筆下得到了充分的書寫與表達。雁翼的《在云彩上面》寫“我們的工地在云彩中間/我們的帳篷在云彩上邊/上工的時候我們騰云而下/下工的時候我們駕云上天”,“告訴我們親愛的祖國/你的兒女戰斗在云彩上面”;而林庚的《馬路之歌》、沙鷗的《山下》和唐祈的《水庫三章》,寫的則分別是“馬路寬闊得像一條河/春天工地上正在建設”“山嶺下,工地像大熊星座/長江滾滾流著朝霞”和“恍如一片神奇的夢境”的“夜半的水庫工地”。不僅僅是這些熱火朝天的建設“工地”,嚴陣的《江南曲》、力揚的《布谷鳥》、蘇金傘的《場邊夜話》、呂劍的《一個姑娘走在田邊大道上》和歐外鷗的《我們的土地散發著芳香》等詩作,還很生動地書寫了社會主義農村的勞動場景;丁力的《太陽的家鄉》和公劉的《上海夜歌》則分別寫的是北京與上海這兩座城市,很有代表性地書寫和歌頌了新中國成立之初城市建設的光輝成就,作為中國當代詩歌史上較早的城市詩,同樣鮮明地體現了當時的時代現實——生產、建設、勞動,詩人們的脈搏與時代一起跳動,目光與心靈緊緊關注著現實,尤其是李季、孫友田和傅仇等詩人,還因為對不同行業生產建設的集中書寫而被稱譽為“石油詩人”、“煤礦詩人”和“森林詩人”。

新時期以來,中國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在對歷史理性反思的基礎上,仍然非常熱忱地關注著現實,參與現實,像趙愷的《我愛》便以深沉的歷史感和對未來的信念,表達了詩人對現實的愛的激情,而他的《第五十七個黎明》則更是通過一位女工的形象,用一位女工的“黎明”,表達了對正在展開的現代化歷史進程投身和參與的渴望與豪情:

一位母親加上一輛嬰兒車

組成一個前進的家庭

前進在汽車的河流

前進在高樓的森林

前進在第五十六天產假之后的

第五十七個黎明

這是新時期之初的一幅令人難忘的畫面和一個非常鮮明的詩歌形象,有“勞累”和“艱辛”,也有“痛苦”和“思索”,但“青春在塵絮中跋涉/信念在噪音中前行”,一位平凡的紡織女工仍將生命融入現實、融入歷史、融入改革開放時代現代化建設的壯闊洪流。這種將青春與人生的意義與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緊密結合的抒情模式更多出現在80年代“青年詩人”的寫作中。我們關于80年代的歷史敘述往往會偏重于突出當時的“歸來者”們和“朦朧詩人”,實際上當時以葉延濱、駱耕野、葉文福、楊牧、聶鑫森、高伐林、劉益善、王自亮、曹劍、呂貴品、張寶申、劉小放等為代表的一大批青年詩人們,同樣以各自的詩篇表達了80年代中國的現實變動與現實情感,非常值得重視。90年代以來,中國的快速發展和急劇的現實歷史轉型,鄉村與城市,工廠、工地、礦山、油田、企業甚至商界,在楊克、谷禾、王夫剛、張聯、北野、大解、馬新朝、張洪波、杜涯、韓宗寶、雷平陽、藍藍、林雪、哨兵、宋曉杰、田禾、熊焱、盧衛平、沈浩波、許強、鄭小瓊、陳忠村等很多詩人的筆下,都得到了充分書寫,特別如蘇歷銘,在近些年來中國社會市場化、城市化的最新現實中,雖在商海,卻仍將“做一個誠摯的詩人”,“在現實中成為一個公平的觀察者或思想者”作為自己的精神追求與詩歌追求,以其《在希爾頓酒店大堂里喝茶》和《朝內大街》《西單路口》《南京西路》《陸家嘴綠地》《黃陂南路往南》《深南大道》《沈陽詩篇》等諸多詩作,一方面書寫現實,表達詩人對最新現實的感受與思考;另一方面,也為我們的詩歌如何敏銳地追蹤現實,把握和表達新的現實提供了非常可貴的經驗。

深厚的人民情懷

新中國70年來的當代詩歌繼承與發揚了中國詩歌的優秀傳統,以深厚的人民情懷關切人民命運,表現人民生活,塑造人民形象,書寫和表達人民的精神世界、情感和立場,這種成就非常值得肯定與總結。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詩歌的人民情懷突出體現在謳歌人民、贊美人民(如賀敬之的《回延安》《放聲歌唱》),表現人民的翻身解放等方面,因此像阮章競的《漳河水》、馮至的《韓波砍柴》、嚴陣的《老張的手》、吳琪達拉的《守夜老人》和吳奔星的《門里關著一個春天》等作品,都以歷史對比的方式書寫了解放前后人民群眾生活與命運的變化。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展開,五六十年代的中國詩歌出現了許多以各行各業、各條戰線工農兵為主體的人民形象。最具影響的如“石油詩人”李季關于玉門油田、柴達木盆地和新疆等地石油工業建設,描繪石油工人生活與精神風貌的一系列詩作《玉門詩抄》《心愛的柴達木》,特別是其長詩《生活之歌》,更是集中繪寫和塑造了玉門油礦一位石油工人的形象;在孫友田的詩集《礦山鑼鼓》、傅仇的詩集《伐木聲聲》、郭小川的“林區三唱”和李瑛的《戈壁日出》《邊寨夜歌》等詩作中,我們看到的,則是一個個煤礦工人、伐木工人、勘探隊員和保衛祖國的戰士形象,在很多關于農業生產和農村建設的詩歌中,農民形象更是常見。在我們的詩歌史上,這一時期中國詩歌的人民情懷還很獨特地表現在像聞捷的《吐魯番情歌》、張志民的《揚場》、田間的《嘎拉瑪朝》和顧工的《卓瑪的發辮上有一朵紅花》等很多作品中,這些作品往往將勞動與愛情結合在一起。勞動在新中國有著與舊社會截然不同的新的意義與價值,愛情使得勞動更具詩意、更加美好,突出體現了新中國成立之初清新、樸素和奮發向上的人民文化與勞動文化。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詩歌一如既往地關懷著人民、情系人民,詩人們對人民的感情更加深沉、更加豐富,也更加能夠切實地深入到社會歷史變遷特別是市場化轉型中,觀照人民群眾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不同個體的精神與生存。我們的人民,在“歸來者”的詩歌中,是在苦難中收留了他們、救度他們(昌耀的《慈航》、曾卓的《有贈》),或“跟丈夫共同戰斗”的“數不盡堅貞頑強的妻子”們(黃永玉的《獻給妻子們》、彭燕郊的《家》);在“知青”一代詩人的作品中,就我個人的閱讀記憶,經常會想起葉延濱的《干媽》、楊牧的《站起來,大伯!》、王小妮的《碾子溝里,蹲著一個石匠》、舒婷的《風暴過去之后》,浮現出那位“張著豁了牙的嘴巴”、母親一樣哺育和呵護著詩人的“干媽”、楊牧詩中的“大伯”和王小妮詩中“石匠”的身影和面影,揪心于在渤海灣風暴中犧牲的“七十二名兄弟”,為詩人對人民的感情所激蕩與感佩。我一直以為,葉延濱的“干媽”,實際上就是當代中國的“大堰河”,我也一直難忘詩人在作品的“題記”中所直接抒發的對人民的感情、對人民的牽掛。90年代以后,隨著市場化轉型和社會利益格局的復雜變化,很多詩人仍然以現實主義精神心系人民,特別令人欣慰和值得肯定的是,在“歸來者”和“知青”一代之后的“60后”“70后”“80后”幾個代群詩人的作品中,人民的生存與命運仍然是他們情之所系,其中的代表作如李南《下槐鎮的一天》、藍藍的《礦工》、谷禾的《宋紅麗》、張爾克的《城市里的兄弟》、田禾的《駱駝坳的表姐》、娜夜的《上坡下坡》、姚輝的《在鄉間》、熊焱的《野花》、沈浩波的《文樓村紀事》和林雪的《大地葵花》、哨兵的《清水堡》、王夫剛的《粥中的憤怒》、楊鍵的《古橋頭》、繆克構的《鹽的家族》、張聯的《傍晚集》及鄭小瓊的《黃麻嶺》、張二棍的《曠野》等詩集中的許多作品,當代中國的人民形象與人民的精神與生存,得到了非常豐富的書寫。而在2008年汶川地震期間所集中涌現的“地震詩歌”現象、廣大農民進城務工所形成的“打工詩歌”現象和詩人李少君關于“草根詩歌”的理念與實踐,非常突出地顯示了詩對人民的關切、詩與人民之間的血脈相連。人民倫理仍然是我們的詩歌堅定繼承與奉持的詩歌倫理。我們的詩歌仍然以對最廣大的中國人民的深厚情懷表達著中國。

充滿活力的詩歌生態

從總體上回顧與考察70年來中國詩歌歷史的重要特點,有一種經驗值得記取,那就是營造和保持健康健全、充滿活力的詩歌生態。這種生態從精神與詩性的方面,體現了中國詩歌蓬勃的生命張力,而這正是我們的國家充滿活力的重要標志。

70年來充滿活力的詩歌生態,首先表現為詩歌主體的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多樣。如果說五六十年代中國詩歌的抒情主體更多地具有政治性特征,詩人們的身份認同具有突出的政治性,均都認同于革命,認同于人民,認同于工農兵的話,那么,在新時期以后的改革開放時代,詩歌主體則還兼具有社會性特征,詩人們的身份認同也更豐富多樣,年齡、代群、性別、地域、民族、詩潮、流派等等,成了許多詩人的身份標志。因此從代群的意義上,我們有“青年詩人”“中生代詩人”“60后”“70后”“80后”“90后”乃至于目前正出現于詩歌界的“千禧一代”詩人。從性別的角度來說,自80年代舒婷、林子、張燁、王小妮、伊蕾、翟永明、海男、唐亞平等為代表的“女性詩人”出現于詩壇后, 90年代特別是21世紀以來,一批又一批的女性詩人活躍于詩歌界,成了中國詩歌史上從未有過的現象。我們的國家幅員遼闊,地域文化特點鮮明,因此,改革開放以來,不僅有以昌耀、周濤、章德益等為代表的“西部詩人”所組成的“西部詩群”,還有“江南詩群”“巴蜀詩群”“閩南詩群”和“南海詩群”等其他許多地方性的詩歌群落,這些詩群的形成和產生影響,正是由于詩人們各自所具有的地方認同。在民族身份的層面上,藏族、彝族、滿族、撒拉族、維吾爾族等很多民族,新時期以來涌現出了他們的代表性詩人,像甘肅的甘南和四川的大涼山等地,還形成了頗有影響的藏族詩群及彝族詩群,他們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也都得到了充分表現。詩潮和流派性意義上的詩歌主體,更是體現在許多詩潮與流派中,他們的建構、形成與彼此之間的詩學區分,正是當代中國詩歌成就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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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來的中國詩歌,詩潮迭起,詩歌現象紛繁豐富,詩歌文化活動也隨著時代的變遷越來越形式多樣,充滿活力。五六十年代,以賀敬之、郭小川等為代表的政治抒情詩和以聞捷、李季、李瑛等為代表的生活抒情詩是當時的主旋律,少數民族的詩歌創作特別是民族史詩和敘事詩的搜集、整理與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績,詩歌朗誦活動包括賽詩會,成了當年遍布城鄉最受歡迎的主要詩歌文化形式。改革開放以來,從新時期之初的以艾青、牛漢、公劉、蔡其矯、邵燕祥、趙愷等為代表的“歸來者”詩潮,以北島、舒婷、顧城、江河、梁小斌、芒克等為代表的“朦朧詩”,到后來的以于堅、韓東、周倫佑、王家新、西川、歐陽江河等為代表的“第三代詩歌”,以翟永明、海男等為代表的“女性主義詩歌”,再到90年代的“知識分子寫作”“民間寫作”,繼而到21世紀以來的“草根詩歌”“打工詩歌”“地方性詩歌”和“網絡詩歌”,以及一直被很多詩人所實踐的“城市詩”“鄉土詩”“口語詩”等,詩歌潮流此起彼伏,其所體現出來的豐富性、活躍度與詩學的深度與廣度,一定程度上,不僅超越了1949年之前的現代文學史時期,也超越了70年來的其他文學門類。由于社會經濟生活的趨于多元,特別是由于大眾傳播媒介的巨大變革,改革開放以來的詩歌文化活動,遠遠豐富于之前的五六十年代,在各種各樣經常舉辦的詩歌朗誦之外,一方面,詩歌的文化媒介形式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網絡文化方式,相應的詩歌網站、詩歌網絡論壇、詩歌博客、詩歌微信公眾號與微信群、電子詩歌刊物非常活躍,甚至多次掀起以網絡為基礎的詩歌熱點現象;另一方面,以詩歌為中心的文化拓展、跨界及衍生活動,形式更加多樣,諸如詩歌雅集、詩歌節、詩歌周、詩歌分享會、詩歌采風、詩劇改編(如于堅的《0檔案》、翟永明的《隨黃公望游富春山》、深圳的“詩劇場”)、新詩書法、詩歌文化創意產品等等,越來越成為詩歌界與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的詩歌文化生活,營造和構成著我們這個時代極富活力的詩歌文化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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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并行的詩歌格局,應該是我們這個民族所特有的詩歌生態狀況。新文學運動以來,新詩雖然成了中國詩歌的主流,但在同時,新詩與舊詩之間,仍然存在著復雜的張力。一方面,新詩一直面臨著偉大輝煌的古典詩詞的壓力;另一方面,舊體詩的創作傳統并未消亡,而是“一直在堅韌地存活著”。70年來,隨著我們對傳統文化的越來越重視,特別是如《中國詩詞大會》所體現的對于古典詩詞幾乎全民性的熱愛,舊體詩的寫作也越來越普遍,人們以舊體詩來言志抒懷、結社雅集、唱酬贈答,成了廣大干部群眾或文化人所特有的文化生活方式, 不僅像《詩刊》《揚子江詩刊》這樣以新詩為主的詩歌刊物辟有舊體詩專欄,堅持發表舊體詩,還應運而生了《中華詩詞》《中華辭賦》《江南詩詞》等許多專門發表舊體詩的刊物,且有可觀的發行量與影響力。70年來,以毛澤東、朱德、陳毅、葉劍英等為代表的政治家、革命家,文學界的郭沫若、聶紺弩、胡風、何其芳、辛笛等,學術界的陳寅恪、錢鍾書、沈祖棻、馬一浮、錢仲聯、顧隨、楊憲益、葉嘉瑩、厲以寧、陳思和等,藝術界的齊白石、黃賓虹、林散之、啟功、黃苗子等,影視界的林芳兵等,都在舊體詩的寫作方面卓有成就與影響。全面、系統和深入地研究當代中國的舊體詩,并且將它們有機地納入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詩歌史的總體敘述,還是不少學者如錢理群、夏中義、林崗、李遇春、曹辛華等教授的重點研究課題,出版和發表了許多很有價值的學術成果。

“新”“舊”并行,眾聲喧嘩,眾妙皆備,這就是當代中國生氣勃勃、充滿活力的詩歌生態。只要珍惜、保持和繼續營造這樣的生態,我們的詩歌、我們的中國、我們的詩歌所著力表達的中國,一定也將永遠生氣勃勃、充滿活力,走向民族復興的偉大未來。

本文發表于《文藝報》2019年10月11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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